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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出版人改革親歷叢書”出版 那些好書背后的出版故事

2019-01-29 10:59

 原標題:那些好書背后的出版故事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全集》書影 資料圖片

  《魯迅全集》修訂背后有哪些故事?《雷鋒日記》再版發行經歷了哪些波折?熊召政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張居正》,為何在出版前進行了大量修改?

  這些問題,都需要出版人給出答案。

  聶震寧,中國出版集團原總裁,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社長;周百義,長江文藝出版社原社長,長江出版集團原總編輯;齊學進,人民軍醫出版社原社長;黃國榮,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原副社長……十位來自天南海北的出版人,他們都是新時期出版事業的參與者、見證者,年長的已年過古稀,年輕的也已是花甲之年。他們以自述形式撰寫的“新時期出版人改革親歷叢書”日前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那些好書背后的出版故事在叢書中一一道來。

  為讀者出好書

  擔任《張居正》一書的責任編輯,是周百義的出版生涯中一段難忘的經歷。

  “1998年的秋天,已是紅蓮湖高爾夫球場董事長的他(熊召政)開著一個加長的卡迪拉克,來到漢口新育村33號那個狹窄的小院中,在眾人的驚訝與艷羨中,捧出了打印得整整齊齊的書稿。”在《長江十年》中,周百義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周百義很快讀完了書稿,基礎很好,但他有些失望:“從文字看,召政是寫詩的,毫無疑問很漂亮,但在人物的塑造上,故事情節的推動上,卻缺少引人入勝之處。有時候,作者以第三人稱,靜止地全面介紹一個人物,從籍貫到現在的身份,外貌描寫,穿戴打扮,事無巨細,集中一起交代,文筆遲滯。”

  不久后,周百義把寫下了數十處眉批的書稿退回熊召政修改。而熊召政最終決定,把寫成的第一卷的書稿全部燒掉,從頭再來。

  “這之后,我們時常見面,在酒館里討論一下歷史小說與他的書稿。我們還一起驅車到荊州,攀古城墻懷古,去張居正墓前憑吊。”不僅如此,周百義還送給熊召政一套二月河的歷史小說,請他認真研究如何做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

  到了1999年冬天,熊召政又將一部打印得整整齊齊的書稿交到周百義手上,這就是四卷本《張居正》的第一卷《木蘭歌》。

  “我夜以繼日一口氣讀完,激動之情油然而生。這一稿從謀篇布局,到情節設計,及至語言風格,敘述方式,與第一稿是天壤之別。”有了優質的書稿,周百義為了編好這部書,還先后閱讀了《明史》《張居正大傳》《萬歷十五年》《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等資料。功夫不負有心人。2005年,《張居正》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這是長江文藝出版社這家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物第一次入選茅盾文學獎。

  而在文學出版“國家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剛剛出任掌門人的聶震寧,初來乍到就遇到了一個難題:修訂1981年版《魯迅全集》。他數次接到社里老編輯關于修訂《魯迅全集》的建議,有的還言辭激烈。

  “我知道,修訂《魯迅全集》不能久拖不決。可是,1999年社里囊中羞澀,無錢投入。”聶震寧在《在朝內166號的日子里》寫道,直到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經濟效益上了臺階,曾經參與過1981年版《魯迅全集》工作的劉玉山出任副總編輯,修訂《魯迅全集》的條件才基本具備。

  修訂終于啟動了,聶震寧卻主動退居幕后。他清楚,專家學者和對魯迅研究有專長的老編輯才是修訂工作的主角。

  2005年,《魯迅全集》修訂版問世,不僅新增了多篇佚文、佚信,還對舊版全集進行了1000處校訂修改,新增注釋900余條。對于修訂版的價值,聶震寧有著獨到的見解:“單獨看全集中某一處的修改,也許它很細微,甚至很瑣碎,然而,倘若把若干細微處集合起來,就能看到修訂工作呈現出來的是蔚為大觀的氣象。它體現了20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的社會生活、思想文化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和變化。”

  在“新時期出版人改革親歷叢書”中,這樣的出版故事還有很多。在叢書策劃人朱勝龍看來,就像修訂《魯迅全集》一樣,編輯出版這套叢書的意義,同樣在于見微知著:“來自全國的10位出版人,一起回顧走過的路、做過的事和遇見的人,回放留存的文化產品和留下的文化印記,從自己的職業追求中挖掘、提煉出一個個原汁原味的故事,體現新時期出版人的職業追求、使命擔當和文化情懷,這件事產生的意義和影響,將超出叢書本身。”

  為讀者服好務

  酒香也怕巷子深。作為出版人,不僅要策劃編輯優秀圖書,而且還要把好書推薦給適合它們的讀者。

  1990年國慶節剛過,黃國榮向社領導建議,為了配合第二年的學雷鋒活動,可以再版《雷鋒日記》和《雷鋒的故事》。社領導有些猶豫:前兩年,社里曾重印5萬冊《雷鋒日記》,至今還積壓近著3萬冊。到新華書店去征訂,工作人員也給他潑了一盆冷水:這書現在還有人買嗎?盡管阻力重重,黃國榮的建議還是被采納了。

  “我的建議不是重印,而是再版。我已經有了方案:強調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再版原版《雷鋒日記》《雷鋒的故事》,重新設計封面,開本采用國際暢銷書流行本。”為了加大宣傳力度,黃國榮還在一家報紙的顯著位置為這兩種書投放廣告。

  不久后,有關部門決定,為當年入伍的新兵發放《雷鋒日記》。又過了一段時間,共青團中央下發了有關學雷鋒活動的文件。黃國榮成功了。

  “在1990年1月至2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實際發行了《雷鋒日記》140萬冊,《雷鋒的故事》94萬冊,《雷鋒日記》幾乎沒有剩下庫存,《雷鋒的故事》剩下2萬冊。”在新書《一生相許》中,黃國榮自豪地說,“我找到了與時代主流吻合的旋律。”

  同屬軍隊出版人,齊學進有著更為驚心動魄的經歷。

  2010年4月14日,玉樹發生7.1級地震。齊學進連續幾天幾夜連軸轉,終于把五種用于救災的出版物運往災區。沒想到,4月19日早晨7點,他的手機又響了:玉樹是鼠間鼠疫的疫源地,為了防止鼠疫在大災后發病和傳播,人民軍醫出版社需要出版一套預防鼠疫掛圖。上級要求,在兩天內趕出來。齊學進深知疫情的風險,便作出一天內完成任務的承諾。

  他隨即開始布置工作:8點,到達軍事醫學科學院與專家匯合,提出編寫要求,請專家撰寫文稿;9點30分,將稿件帶回編輯部加工;11點30分,出片室開始出片;12點前,印裝廠車輛準時到社;下午2點,進行印刷;下午3點,全部成品印完;下午4點前完成包裝和裝車;下午5點前趕到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晚上6點15分,飛機正點起飛,9點到達西寧。齊學進懸著的一顆心,終于落地了。

  在《軍旗下的出版人》一書中,齊學進把這次歷史14個小時的出版過程,稱為“朝令夕至”的出版奇跡。

  “叢書的十位作者,既有豐富的出版實踐,又有深厚的學養和專業積淀。出版改革的大潮,把他們推向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舞臺,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劇’。”朱勝龍介紹,“新時期出版人改革親歷叢書”作者,將作為中國出版協會改革開放40年出版改革成果宣講系列活動的宣講團成員,分赴上海、四川、陜西、山東、廣東等地開展巡講,與新一代出版人分享心路歷程,幫助他們出版更多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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